• 夏朝孔甲著名人物介绍

    夏朝孔甲人物争议

    本名:姒孔甲,别称:孔甲,所处时代:夏朝 夏朝第十四任君主

    姒孔甲,生卒年不详,姒姓,名孔甲,姒不降子,姒扃之侄,姒廑的堂兄弟,夏朝第十四任君主(—说第十六任)。姒不降死后,孔甲叔父姒扃继位。姒扃死后,姒扃之子、孔甲堂兄弟姒廑继位。姒廑死后,由孔甲继位,都于斟鄩(今河南洛阳)。据《竹书纪年》记载,孔甲在位9年去世,葬于今北京市延庆县东北三崤山,其子姒皋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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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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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夏朝孔甲人物争议

    对于孔甲的“淫乱”,有一些不同看法,例如清代的梁玉绳认为,说孔甲淫乱,是出自《左传》:“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这段话里面,并非说孔甲品德败坏,反而得到天帝的嘉奖。《史记》和《国语》说孔甲“淫乱德衰”,是误解“扰”字的含义。扰,是拜会的礼貌用语,而非“侵扰”之意。因此《国语》之言不可尽信,例如说,“帝甲乱商,七世而殒”,实则祖甲贤明,并非乱君。对于孔甲的恶评,亦当做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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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应姓名出处

    宋元时期的《大宋宣和遗事》中,李应已是宋江部下三十六员头领之一。同时期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李应亦在其中,赞言为“挚禽雄长,唯雕最狡。毋扑天飞,封狐在草”。

    这两部文学作品都被认为是《水浒传》的雏形或蓝本,也是李应这一人物形象可考的较早出处。

    元杂剧《梁山五虎大劫牢》中,李应已作为梁山好汉出场,但却是个少年勇士,与小说《水浒传》中的中年财主形象颇有不同。而剧中的主角韩伯龙,其文武双全的富翁形象和被逼上山的经历,都与小说中的李应颇为相似。

    李应绰号考究

    扑天雕这一绰号,典出自《武王伐纣平话》:“纣王共妲己在于台上,朝日取乐,忽从台下数人笼放出猎之人,驾着鹰雕,打台下过。忽有皂雕飞起,直来台上搦妲己。妲己见了,大叫一声,走入人丛中去了,被雕抓破面皮,打了金冠。”此雕之威,在于识破妖精的伪相,竟能以力杀之。以“扑天雕”作为绰号表示李应如雕之猛。

    详细点击:【三国:李应】

  • 当时,曹操在谯,将要出征。他听说邺下人多犯科禁,社会秩序乱,于是下令要选严能的邺令去治理邺地。杨沛以囚徒的身份被选中。曹操问杨沛如何治邺。杨沛回答,我要竭尽心力,宣传法律,秉公执法,以法治邺。曹操听了连连称赞,并对左右的人说,这个人真可怕。

    详细点击:【三国:杨沛】

  • 刘天华创作乐曲

    刘天华的音乐创作成就,主要在民族器乐曲方面,共作有十首二胡曲:《病中吟》、《月夜》、《苦闷之讴》、《悲歌》、《空山鸟语》、《闲居吟》、《良宵》、《光明行》、《独弦操》、《烛影摇红》三首琵琶曲:《歌舞引》、《改进操》、《虚籁》。一首丝竹合奏曲《变体新水令》、编有四十七首二胡练习曲、十五首琵琶练习曲,还整理了崇明派传统琵琶曲十二首,其中他改编的《飞花点翠》于1928年由高亭唱片公司录制唱片,已成为琵琶经典乐曲。

    1918年他在贫病中完成了二胡曲《病中吟》初稿,抒发了他对社会的不满和生活无出路的愤懑心情。其后,他创作的《苦闷之讴》(1926)、《悲歌》(1927)、《闲居吟》(1928)以及《独弦操》(又名《忧心曲》,

    1932)等二胡曲,以委婉动人的旋律,或忧伤压抑,或悲愤激越,表现了知识分子在黑暗社会中苦闷、徨,要求变革、挣扎、奋斗的心情。二胡曲《良宵》(又名《除夜小唱》,1928)、《光明行》(1931)和琵琶曲《改进操》(1927),音乐清新明朗、乐观向上,表达了作者憧憬美好未来的喜悦心情。《光明行》运用了西洋音乐中大三和的弦琶音进行和转调手法;《改进操》吸收了古琴上绰、注手法与三度和音的旋律特点,显示了国乐改进的成果。此外,二胡曲《空山鸟语》(1918~1928)吸取民间单弦拉戏的模拟自然音响的手法,音乐活泼生动。《烛影摇红》则是运用三拍子和变奏曲式的结构原则写成的一首优美抒情的二胡曲。刘天华掌握了民族器乐的创作规律,又大胆地吸取西洋音乐的技法,使作品既具有中国传统的音调,又有新颖独特的表现特点,仍保持着很强的艺术生命力。当刘天华逝世时,在纪念会上有人用这十大二胡名曲标题的首位字联成过一幅便于记忆又颇有意境的挽联:“良月苦独病,烛光悲空闲”。

    刘天华改良二胡

    在乐器的制造改良上,他对于他所擅长的二胡、琵琶进行改革。他在二胡制造的材料、技术上进行改变及定

    制,以期达到好的音色及音量,对二胡二根弦的音准进行调整,又增加了二胡的把位,以提高其演奏的表现力。他又依十二平均律制作了新的琵琶,并增加琵琶的品和项,使琵琶能有准确的音准并能演奏半音阶,他这些音乐器的改进的进行,也和乐器制作厂商合作发展,以期达到推广的效果,他自己也曾于北京经营经营了一家音乐商店,名叫中华乐社,售乐器及谱等,可惜后来未能如其计划进一步成立乐器厂。

    刘天华改良记谱

    记谱法的改进是刘天华相当重视的一环,他认为乐谱的不发达完备,使得中国古代的音乐无法完整地留传下来,而间接造成中国音乐的衰微。他首先大力推广五线谱用于中国音乐之上,如他在1930年,为当时将赴美国演出的京剧名家梅兰芳,花了数月时间以听写记谱方式完成了五线谱的《梅兰芳歌曲谱》。除此之外,由于当时国人仍惯用旧有的工尺谱,他于是将五线谱中一些记谱法如节奏、指法、强弱等记号融入工尺谱之中,成一套较完善而能通行的记谱方法,并以此方式整理出了《瀛州古调新谱》、《佛曲谱》及《安次县哨子曲谱》等中国古乐及民间音乐。

    刘天华改进国乐

    在民国初年,刘天华见到中国音乐发展的垂危,因主张进行国乐改进。他反对完全以西乐来取代中国音乐,他认为西乐虽完善成熟,但不能削足适履的把它用在中国人的意识性格之间。同时,他认为身为一个中国音乐家,不仅要守住自身的传统,更要把中国音乐的好处发扬光大到世界。刘天华写有一篇未完成的文章《中西音乐的争执问题》,他在文中批评那些主张西乐一无可取以及完全轻视中国音乐的人,他认为对于中西音乐,应不能宥于片面之见,而要全面、平心静气地来讨论。他以音乐能否由作者“达意”、听者“感应”,因而能行之久远来评断中西音乐,而不以“古今”或“繁简”判断,由此看来,中西乐实应各有所长。虽然他对于中西乐同样有不错的评价,但他对于中国音乐仍有较深的喜爱,他曾力述国乐的优点,认为中国音乐声音纯正,为西乐所不及,此外,又认为中国人较能亲近自身的音乐,因此不能完全用西乐取代,这也是他提倡国乐要改革而不能完全以西方音乐取代中国音乐的重要原因。

    他认为不论复古守旧或全盘西化,都是不行的,由于他能分别深地入了解中西乐的特长及优点,因此他主张“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潮流,从中西的调合与合作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进步两个字”。要“介绍西乐,以为改进中乐的辅助,并想效法西乐,配合复音,并参用西洋乐器”,再“从创造方面去求进步”。

    1927年,刘天华在北京联合萧友梅、杨仲子等人,创立了国乐改进社,以期开始国乐改进的工作,他在几篇文章中,对国乐改进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计划,其内容包括探查及保存故有好的及将失传的乐曲、曲谱及乐器,并访问仍在之音乐大师。其次,要改良记谱法、整理演奏法,编成有系统的书藉,对于乐器,则要组织乐器厂,研究改良乐器,以使国乐有良好的基础。再其次,介绍西乐为改进国乐之辅助,以创造新的艺术,再发行刊物及创设音乐学校以推广成果,再创设研究所以进一步研究创新中国音乐。 这样一个完整的计划,却由于当时的环境十分恶劣,正当军阀割据南北分裂之际,政府完全不重视音乐,因此经费极度缺乏,计划的推行十分不易,因此在这些计划之中,他提出了最重要而急于举办的,如对中国音乐尤其是将失传音乐如宫庭音乐、民间音乐等的保存及研究,还有刊行音乐杂志、办国乐教育及乐器的制造及改进等,这些工作的目的多在为创造其心目中新生国乐的准备等。此外,他还记录了民间音乐《安次县吵子会乐谱》、《佛曲谱》(未完成)等。刘天华的全部作品和生平资料,最先收进其兄刘复编纂的《刘天华先生纪念册》(1933),今已辑成《刘天华创作曲集》(万叶书店,1954;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年修订)。

    刘天华推广国乐教育

    刘天华认为音乐的重要目的,便是在表达人的感情以使听者感动,希望音乐能够普及于大众并提升水平,因此对音乐的推广及教育十分地重视。自十九岁起,刘天华即开始在中小学教授音乐。后前往北京,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音乐系,后又在北京艺专教音乐,主授二胡、琵琶及小提琴等,他编写了南胡及琵琶的练习曲各一本,以使学生能按部就班学习;后来包括如蒋风之、陈振铎等二胡名家都是他的学生。 此外他曾计划国乐的义务教育,由国乐改进社的社员担任教师,以推广国乐的学习。其后又筹办暑期音乐学校,对于一般人民有兴趣习音乐者,亦不计代价教导。而改进社也不时举办音乐会以推广音乐。他并且演奏录制了二胡和琵琶的唱片二张,作为保存与推广国乐之用。

    详细点击:【近代:刘天华】

  • 苦心修行

    左慈,道号乌角先生,东汉末年著名方士,少居天柱山,研习炼丹之术。《后汉书》说他少有神道。葛洪《抱朴子·金丹篇》载,左慈是葛玄之师。传其《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丹经》、《金液丹经》各一卷。曹植《辩道论》中说他擅长房中术。据有关史料记载,经过六七十年的修炼,是死后成仙的。葛洪《神仙传》也说他能够役使鬼神(理解天干地支),会变化、辟谷。

    详细点击:【三国:左慈(东汉末年方士)】

  • 阿氏多尊者——长眉罗汉

    巴林石雕长眉罗汉慈祥老者、得道高僧 通察大千,心领神会

    阿氏多是梵文无比端正的音译。这位罗汉的特征,是生下来就有两条长长的白眉毛。原来他前世也是一位和尚,因为修行到老,眉毛都脱落了,脱剃两条长眉毛,仍然修不成正果,死後再转世为人。

    他出世後,有人对他的父亲说道:

    “佛祖释迦牟尼也有两条长眉,你的儿子有长眉,是佛相。”

    因此他的父亲就送他入寺门出家,终於修成罗汉果。

    详细点击:【唐朝:静坐罗汉】

  • 虽然邹秉文当时已逐渐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但他始终热爱祖国,热爱自己所献身的事业,所以在他驻美期间,还是富有远见地运用他的地位与影晌,为我国农业发展办了许多实事,其中最足称道的是1943年到1947年间由他主动争取,多方协商,得以派到美国进修深造的农科留学生,达4批之多,为数达200多名,相当于历届清华庚款留学的农科学生之总和。这4批留学生,后来成为新中国农业科技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第一批,1943年征得美国农业部推广局局长威鲁逊的同意,由美国农业部为每人提供1200美元。选送了杨懋春、谢景州等10人,专攻农业推广。

    第二批,1944年与万国农具公司多次反复协商,达成两项协议:一是由该公司派遣农业工程专家4人,来华进行科研与教学,帮助中央大学与金陵大学建立农业工程系,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创设农具系,并提供总值相当于22万元的农机样机与图书仪器。二是选送农科(或工科)大学毕业、并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20名专业人员,分别进入依阿华与明尼苏达大学攻续硕士研究生,并商定在取得学位后,必须继续在农场或工厂实习,为期3年,由该公司每人资助1万美元,其中有陶鼎来、张季高、李克佐、余友泰、李翰如、水新元、曾德超等。

    第三批,1943—1945年,得到密西根、依阿华,本悉文尼亚3大学的奖学金名额10人,选送人员中有朱祖祥、侯学煜、蒋次升、陈星垣、仇元等。

    第四批,1945年由中美双方商妥派出168名中高级科研人员,留美进修有关专业,包括农、林、牧、气象等,其中有梅藉芳、俞启葆、华兴鼐、傅胜发、俞履圻、姜秉权、周可涌、卜慕华、庄巧生、马育华、朱海帆、徐树基、鲍文奎等。

    值得一并记述的是,邹秉文在主持选派和管理留学生时,极其严肃认真。如选拔农业工程留学生时,即由教育部在重庆、西安、昆明等6处设立考区,公开招生;又如有一个他的学生,辗转托人向他致意,但因考试分数没有达标,未被录取,后来还是自费出去。有人说邹秉文看起来和蔼可亲,谈笑风生,可是一旦和他工作接触,始知他从不苟且。因此,他才成为最受尊敬的农学界的老前辈。

    1946年末邹秉文和上述第4批留美同学一起乘轮船回国,在船上同这些年轻学者讨论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问题,但由于当时国共和谈频于破裂,国内战争烽烟四起,彼此都忧心忡忡,很难得出乐观的结论。回到南京,他只给当局办了一件事:即向行政院长宋子文提交了委托他草拟的成立农林部棉产改进处与烟草改进处的计划方案,宋立即批准照办。而后以中华农学会理事长的身份,到台湾去主持该省农学会分会的成立。虽然宋子文继续邀请他出任对外贸易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继宋子文出长行政院的张群,派何廉向他转达蒋介石有意请他担任粮食部长的愿望,他都婉言谢绝,而于1947年末彻底辞去了包括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在内的一切职务。邹秉文多年来与国民党关系很深,为什么这时态度突然变得如此坚决?从他的遗稿中找到的答案是:“我致力于农业建设,自1916年至1947年已31年,满望在抗战胜利后,一个富饶光明的中国能够实现,不料前所希望者,已万念俱空……”

    1948年邹秉文弃政从商,出任以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贸易为主的美国纽约和昌公司董事长。但他决不是忘情于祖国的农业建设,正如上文所述,上海解放后,他正是利用这种关系,为发展我国棉花生产,碍于美方当时对华封锁的禁令,亲赴美国南方棉区采购了岱字棉良种,并设法及时运回华东,以至受到美国的刁难,影响了他原定早日回归的计划,可是这也没有动摇他投奔新中国的决心,而让他的儿女,先期陆续回国,待1956年5月,美移民局终于将他护照发还,6月他便和夫人以去欧洲旅游为名,到了巴黎。

    邹秉文离美赴欧的消息,由他的儿子邹斯颐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总理立即派冀朝鼎前往法国迎接,并请他出面先到瑞士日内瓦会晤台湾显要何应钦。邹秉文未抵国门,就受到如此信任,内心无比激动。在与何应钦的晤谈中,何坚持他的顽固立场邀邹去台湾,邹含笑称谢。8月,他绕道莫斯科,回到人民中国。当时总理正出国访问,委托中国科协书记范长江代表迎接,由于这是国民党高层人士中最早回到新中国的科学家,《人民日报》在头版作了报道,邹秉文一时成为新闻人物。本来总理想要他担任某部副部长或农大校长,他都以情况生疏,需要学习相辞,只接受了农业部和高等教育部顾问的聘书,翌年又被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一直担任到他去世。

    当时,邹秉文已年逾花甲,又历尽沧桑,但健康正常,精神振奋。虽然顾问工作弹性较大,可他还是坚持正常上班,出席有关的会议。同时,作为政协委员,平均每年约有1/3的时间,下乡下厂,访问视察,他利用这些机会认真地调查研究,写报告、提建议,并多次在中央电台作对外广播,宣传新中国建设的成就,写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在正常情况下,他几乎每星期都要给有关领导送去一份参考材料,或长或短,大都是他从国外报刊或其他渠道所获得的农业信息,并由他亲自译出的,一直坚持到“文化大革命”。当时,旁人见到以邹老之高龄,未免过于劳累,而且领导都很忙,有时还顾不上看,他却一再表示:“尽其在我”。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激励着这位耄耋之年的科学家,如此忠诚为国。从他的遗稿遗物中看,有一点使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周恩来总理的崇敬与爱戴,他留下许多给总理信函的底稿,对总理派遣冀朝鼎到欧洲去迎接他回国的事,感激尤甚。因为他觉得自己长期为国民党服务,共产党可能对他不易谅解,谁知竟完全出于他的意外,一开始就委以重任,让他去和何应钦那样的人物打交道。1973年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由总理主持的外事活动中,邹秉文应邀出席,总理居然向他提到50年前东南大学“三杰”的往事,使他惊喜交集,事后又驰函致敬。1976年总理不幸逝世,噩耗传来,邹秉文痛哭失声,后来在《文物》杂志所出《纪念周恩来总理》专刊的封面上,他写下了如下的字句:“6月21日拜读了第一遍,尚需两次、三次继续拜读,并留给后代子孙,共同向崇敬的周总理学习。秉文谨记”。

    本来,邹秉文的健康情况一直良好,甚至他还以此自负。他曾在《六十自述》中写过:“平生智慧,等诸常人,但生性好胜,不愿落人后,又爱国、爱家、爱事业、爱友人,故对于公事,全力以赴,日以继夜,从不告劳……而尚能稍获成就者,则体质尚强,终日碌碌,不以为苦也。”可是,晚年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他也未能幸免,一样受到冲击,迁居、抄家、检讨、批判、劳动,这使他的健康不能不受到影响。1983年春,他已是90高龄,还能为中国农学会成立66周年纪念刊题写封面;翌年,农业部改称农牧渔业部,新任部长何康去看望,并给他送去继续为该部顾问的聘书,他含笑点头,以示谢忱。1985年6月11日,安详地瞑目而逝于北京寓所。他未另留遗言,但往日的手稿中,曾有过这样的自白:

    “……余以一介书生,凭其个人所处地位,千方设法,就可能者作最大努力。此之蚊蚁负山,就蚊蚁言,所致力者实已尽其在我;而所成的,就吾国农业言,则实九牛一毛……不能不有无限之感慨也。”

    回顾1916年陪同美国贝莱教授在安徽访问时,对农村凋蔽,农民困苦的情况,感慨万端,曾在笔记中表示:“容余奋斗一二十年,待贝莱再来视察时,或不致如今日之恶劣。”1943年他在《五十自述》中,又提及这件往事:“余今草此文,距贝莱来华之期,已27年……如当时所期望者,现时不过十分之二三,仍有待于吾人之继续努力也。”遗憾的是邹老的遗稿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多已经散失,特别是他连续写了几十年的日记,竟荡然无存,因故而难以具体说明他往后的看法和想法。但通过他一生各个时期的表现和成就,已足以说明他不愧为中国现代农业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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