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朝孔甲历史评价

    夏朝孔甲历史评价

    本名:姒孔甲,别称:孔甲,所处时代:夏朝

    姒孔甲,生卒年不详,姒姓,名孔甲,姒不降子,姒扃之侄,姒廑的堂兄弟,夏朝第十四任君主(—说第十六任)。姒不降死后,孔甲叔父姒扃继位。姒扃死后,姒扃之子、孔甲堂兄弟姒廑继位。姒廑死后,由孔甲继位,都于斟鄩(今河南洛阳)。据《竹书纪年》记载,孔甲在位9年去世,葬于今北京市延庆县东北三崤山,其子姒皋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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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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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夏朝孔甲历史评价

    卫彪傒:“孔甲乱夏,四世而陨。”

    司马迁《史记》:“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

    司马贞《史记索隐》:“降于孔甲,扰龙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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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炎帝关系

    炎帝与蚩尤均由神农氏族发展而来,同属农耕部落联盟。炎帝部落为神农氏族之直系后裔,仰成于其先祖神农氏发明耒耜功绩之余烈,得以居逐耕部落联盟之首,而称“炎帝”。炎帝与神农氏既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故《史记·封禅书》例举封禅大典时,将神农氏与炎帝分列先后。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神农氏与炎帝的记叙非常贴近,但未予指明其间的关系。《帝王世纪》说:“神农氏作,是为炎帝”,已经注意到二者的亲缘关系。《汉书2古今人表》及《易·系辞》疏将为帝与神农氏合称呼为“炎帝神农氏”。

    《易·系辞》疏引《帝王世纪》云,“炎帝”之号,凡传八世: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嫠、帝哀、帝榆罔。至帝榆罔之世,始见蚩尤部浇崭露头角。

    《梦溪笔谈2卷三》记:“解州盐泽,方面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宋代解州治在今山西运城市解州镇。盐泽今名解池,素有“国宝”之誉,有硫酸钠、氯化钠、硫酸镁等盐,含钙、碘、钾、硼、锂、铯、锶等稀有元素。《太平寰宇记·卷四六》客观存在邑县条下记:“蚩尤天在县南一十八里”。故安邑县即今县,亦受辖于运城市。这里曾经是蚩尤部落的居地。得盐泽之富,蚩尤部落才有实力与黄帝抗争。如《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

    与今山西运城市相邻的今河南三门峡市,也是农部落的聚居中心。数千年之后,这里仍有神农氏后裔。《史记·本周纪》载,周武王伐纣成功,“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裴骃《史记集解》注释:“《地理志》弘农陕县有焦城,故焦国也”。《汉书·地理志》弘农郡,首县弘农,治在今河南灵宝县。陕县今属三门峡市。《地理志》载弘农郡“有铁官,在黾池”黾池即今渑池县,亦属三门峡市。灵宝县有金矿,至今仍有重大开采价值。其它如银、铜、铁、锌、铝等矿藏资源储量也很丰富,该地区具有金属冶炼的必备条件。相传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处,即在灵宝县境内[8],其相对历史年代在轩辕与蚩尤之战后。这一地区不仅矿藏丰富,而且土地肥饶,盛产五谷林果及紫胡、天麻、黄苓、丹参等中草药,宜于农耕部落居住。

    蚩尤与炎帝有族裔的关系。《路史·蚩尤传》说:“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炎帝与蚩尤均由神农氏族发展而来,同属农耕部浇联盟。

    《易·系辞》疏引《帝王世纪》云,“炎帝”之号,凡传八世圣人不可思议

    蚩尤部落是由神农氏族发展而来的一群农耕部落中实力最强的一个部落。其实力雄厚的原因,一是益于其居地产盐;二是在煮盐的生产过程中,发明了冶炼金属与制作兵器。

    《管子·地数篇》说:“葛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二十”。葛庐之山及雍狐之山具体所指无考。其地处当不会离今运城市太远。或者就在其地。“金”泛指金属,不限于黄金。

    由史籍所载观之,蚩尤部落因得盐池之利,金属冶炼之法,成为以炎帝为首的农耕部落联盟中实力最雄厚的一个部落。蚩尤与炎帝同为神农氏后裔,显赫者称炎帝,失败者称蚩尤。

    第一种说法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载。

    第二种说法见于《逸周书·尝麦解》。

    第三种说法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风伯雨师是农耕蚩尤部落专司气象的巫师,后为农业气象神,立有庙,岁时奉词。《韩非子·十过》说:“昔者黄帝俣鬼神于泰山之上……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反映了风伯雨师与蚩尤部落之密切关系,因为农业部落生产的丰收部是与风调雨顺分不开的。三说孰是,今已无考查之可能与必要。对于此类沪传千年后才被记入载籍的史前传说,史学家注视的焦点,是其中透出的史影;而民族学者关心的问题,则是该传说反映出的族体的类型、文化特征及其形成和衍变的过程。《管子·五行》亦有黄帝重用蚩尤的记载:“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蚩尤明天道,故使为当时”。“当时”是中原黄帝部落联盟的一种公职名称,其地位与职能约与《周礼》中的“天官”相类,亦近似于后世各朝之宰相,是辅佐部落联盟首领(帝)管理各部落公共事务的部宰。此处所言之“天道”,是指天文历法岁时月令的经验知识。熟悉这些知识,是安排农业部落生产生活,管理好农业部落社会的关键。

    2.黄帝关系

    关于蚩尤与黄帝之战,载籍所见,有三种说法:一说是黄帝胜炎帝之后,再胜蚩尤而巩固帝位,黄帝与蚩尤之战似为黄炎之战争的余波;另一说是蚩尤驱逐赤帝(即炎帝),赤帝求诉于黄帝,二帝联手杀蚩尤于中冀;三说是蚩尤作兵攻黄帝,被击毙。

    第一说法如《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太史公言黄帝名轩辕,国号有熊轩辕本意为车,应是指发明制作车的技术而得名的氏族及其首领的名称,如发明制作农耕工具技术称神农氏,发明制作捕捞工具技术而称伏羲氏,发明钻燧取火技术称燧人氏然。有熊国号。当时的“国”,实为部落。熊、罴、貔、貅、貙、虎为六种兽名,应是有熊部落中六个氏族的名称,或谓图腾。阪泉,水名,在今北京市延庆县。涿鹿,山名,在今河北涿鹿县,与阪泉相距不远。

    第二说法见于《逸周书·尝麦解》:“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广平之地曰阿。争战发生在涿鹿山下的开阔地带,隅指角落,“九”意指多,并不限于具体数目八加一。“九隅无遗”是说蚩尤驱逐赤帝(即炎帝)部落不留遗地。地冀指中原冀州。《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郭璞注:“自东河至西河”。当时把黄河入海处称为东河,河套向南流处称西河。《周礼·职方》记:“正北曰并州”,今山西太原、河北正定保定皆属之;“东北曰幽州”,今北京市属之。上古冀州位于幽、并之南,地在今山西南部及河北西南部。传说蚩尤被杀之处,在今山西运城解州。

    三说孰是,今已无考查之可能与必要。对于此类流传千年后才被记入载籍的史前传说

    蚩尤战争

    数千年前,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一带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黄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首领。另一个有名的部落首领叫炎帝。黄帝和炎帝是兄弟。在长江流域有一个九黎族,他们的首领名叫蚩尤,十分强悍。

    蚩尤有八十一个兄弟,他们个个兽身人面,铜头铁臂猛无比。他们擅长制造刀、弓弩等各种各样的兵器。蚩尤常常带领他强大的部落,攻打别的部落。 有一次,蚩尤侵占了炎帝的地方,炎帝起兵抵抗,但他不是蚩尤的对手,被蚩尤杀得一败涂地。炎帝没办法,逃到黄帝所在的地方涿鹿请求帮助。黄帝早就想杀掉蚩尤,于是联合各部落首领,在涿鹿的田野上和蚩尤展开一场大决战,这就是著名的“涿鹿大战”。

    战争之初,蚩尤凭借着良好的武器和勇猛的士兵,连连取胜。后来,黄帝请来龙和其它奇怪的猛兽助战。蚩尤的兵士虽然凶猛,但是遇到黄帝的军队,加上这一群猛兽,也抵挡不住,纷纷败逃。

    黄帝带领兵士乘胜追杀,忽然天昏地黑,浓雾迷漫,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天上下起暴雨,黄帝的兵士无法继续追赶。原来蚩尤请来了“风神”和“雨神”来助战。黄帝也不甘示弱,请来天上的“旱神”帮忙,驱散了风雨。一刹那之间,风止雨停,晴空万里。

    蚩尤又用巫术制造了一场大雾,使黄帝的兵士迷失了方向。黄帝利用天上北斗星永远指向北方的现象,造了一辆“指南车”,指引兵士冲出迷雾。

    经过许多次激烈的战斗,黄帝先后杀死了蚩尤的八十一个兄弟,并最终活捉了蚩尤。黄帝命令给蚩尤带上枷锁,然后处死他。因为害怕蚩尤死后作乱,将他的头和身子分别葬在相距遥远的两个地方。蚩尤戴过的枷锁被扔在荒山上,化成了一片枫林,每一片血红的枫叶,都是蚩尤的斑斑血迹。后来,黄帝受到了许多部落的支持,渐渐成为所有部落的首领。

    一说是被黄帝擒杀,如前引述《史记》、《逸周书》、《山海经》所记;另一说是受到黄帝重用,如《龙鱼河图》所言:“黄帝制服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逮至秦汉,民间尚有以蚩尤为兵主行礼祠之俗。以致秦始皇东游及高祖刘邦起兵,皆从民俗礼祠蚩尤,见载于《史记·封禅书》及《史记·高祖本纪》。关于蚩尤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的记载,反映了黄帝与蚩尤关系的不同阶段与不同侧面。“蚩尤”本是农部落的他称,既是对部落酋长的他称,也是对部落全体成员的他称。蚩尤部落的第一任酋长称蚩尤,第二任酋长亦称蚩尤;第一代部落成员称蚩尤,第二代部落成员仍然被称为蚩尤。如同《大载礼记·五帝德》记“黄帝三百年”之类传言的实际内涵。把黄帝与蚩尤的战后关系放到原始部落战争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杀戮是不可避免的,斩尽杀绝又是不可能的,最终只能是让战败的部落在服从的条件下保持原状生活下去。

    蚩尤存生处

    阳谷叶街村埋着蚩尤首级,阳谷与蚩尤有怎样的渊源?从“皇古冢”到“皇姑冢”再到“蚩尤陵”,这座五千年的巨冢中沉睡的,到底是谁?人们孜孜以求。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文物学家们在此进行了三次考古。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在遗址中心发掘了一条深沟,并粗略定为仰韶文化遗址;1994年,山东省考古所所长、考古学家带领考古勘探队员发现了部分城垣,确定为后岗一期和龙山文化;2006年,聊城市文物考古队对“冢”及其周围进行全面勘探,探明“冢”最上层是汉代文化层,中间是龙山文化层,底层是大汶口文化层(兼有少量仰韶文化)。陵所在地,阳谷县十五里园镇叶街村的人文历史连绵不断,其绝对年代可追溯至6000年前后。根据考古结果,仅这座古冢,便有自仰韶到汉代,纵贯三千前历史。 “考古结果表明,皇姑冢地域与《皇览》、《水经注》记载一致,‘皇姑冢’具有蚩尤冢的外部条件和内部特征。”此外,据《皇览·冢墓记》记载,在蚩尤冢附近一带,每年十月都有祭祀蚩尤的风俗。而阳谷及周边地区,每年农历十月初一,家家户户都要上坟烧纸祭祖,出嫁的姑娘也要回娘家上坟。“这应该和蚩尤有一定关系。” 2006年和2008年,阳谷举办了两届蚩尤文化研讨会。在2008年的研讨会上,贵州省苗学会原会长王朝文说,有文献记载、考古支持、民俗佐证共同证明:皇姑冢就是蚩尤首级冢。

    上古时期,阳谷地区是东夷集团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蚩尤带领九黎氏族部落在这一带兴农耕、冶铜铁、制五兵、创百艺、明天道、理教化,为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使阳谷成为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阳谷县在蚩尤文化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经过两次全国性蚩尤文化研讨会的论证,确认了阳谷是蚩尤首级冢所在地,被称为“东夷之都”!

    详细点击:【上古:蚩尤】

  • 祖父:主壬(也作示壬)

    父亲:主癸(也作示癸)

    儿子:太丁、外丙、中壬

    孙子:太甲(太丁之子)

    详细点击:【商朝:商汤】

  • 孔甲继承君位

    姒孔甲,姒姓,名孔甲,是姒不降之子。孔甲性情乖僻,其父姒不降临终前,害怕孔甲治理不好国家,就没有传位给他,而是内禅给弟弟、孔甲的叔父姒扃。姒扃死后,姒扃的儿子、孔甲的堂兄弟姒廑继位。姒廑死后,才由孔甲继位。

    孔甲国势衰落

    孔甲在位期间,肆意淫乱,沉湎于歌舞美酒之中,而且喜好信奉鬼神,是一位胡作非为的残暴昏君。使得各部落首领纷纷叛离,夏朝国势更加衰落,逐渐走向崩溃。

    孔甲因病去世

    据《竹书纪年》记载,孔甲在位9年去世,安葬在今北京市延庆县东北三崤山。孔甲死后,由其子姒皋继位。

    详细点击:【夏朝:孔甲】

  • 祖父:主癸(也作示癸)

    父亲:汤

    兄弟:太丁、中壬

    侄子:太甲(太丁之子)

    详细点击:【商朝:外丙】

  • 古代帝王祭祀时,牛、羊、猪三牲全备为太牢;诸侯祭祀只备羊、猪,称少牢。所以有时太牢专指牛。天子除祭祀天地、社稷外,一些小的祭祀也可用少牢。由此可见,沃丁对伊尹这位五朝右相的敬重。

    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沃丁八年,伊尹卒……沃丁葬以天子之礼,祀以大牢,亲自临丧三年,以报大德焉。”大牢又称太牢。

    伊尹死后葬于亳(今河南虞城),现虞城西南魏堌堆有伊尹墓。伊尹生前写过许多文字,《汉书》录有《伊尹》五十一篇,《伊尹说》二十七篇,早佚。《玉函山房辑佚书书》有《伊尹》一卷。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有《伊尹》零篇六十四行。

    详细点击:【商朝:沃丁】

  • 韩安中国近代林业的开拓者

    韩安早在清末就矢志研读林学,民国初年步入林政部门任职,毕生致力于林业建设事业,50年如一日,是中国近代林业卓越的开拓者之一。

    韩安出身寒微,十余年刻苦攻读,考取公费出国留学,目睹“国中沿长江两岸皆童山濯濯,而日本则无山不青,有水皆绿”,因而立下攻读林学,绿化祖国的宏志,并成为中国最早获得林学硕士学衔的先行者。他于民国成立之初年学成归国,立即被北洋政府农林部延揽入山林司担任要职,是当时中国最早的林业专家出身的林政官员之一。他参加编辑中国第一份农林期刊——农林部出版的《农林公报》,并于1913年初在这份刊物上连载他所编译的《世界各国国有森林大势》一文,这也是中国人最早向国内介绍各国林业概况的科技文献。

    中国首次设置植树节始于1915年。当时的农商部总长周自齐采纳韩安、凌道扬、裴义理等人的意见,认为“欧美各邦,植树有节,推行全国,成效维昭”,乃报经大总统批准,于同年7月申令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每年在这天举行植树典礼,倡导植树造林。1916年4月6日的清明,在北京西山马金顶举行了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庆典,同时要求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机关学校都要在植树节时广泛开展植树造林。这项活动每年照例举行,持续多年,以后渐渐流于形式,成了具文。国民政府时期依然推行不辍,但将日期改在每年3月12日,名称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每年届期,行礼如仪,但收效甚微,几乎失去当初倡立植树节林界诸元老的本意。

    韩安抵制“发放东三省森林”

    韩安在北洋政府农林部任职不久,即被派往吉林林业局任主任,1913年夏又被调到哈尔滨充任东三省林务局主任。农林部设置这两个局的主旨,在于“发放东三省森林”,借以获得发照押金的巨额收入。当时规定的“发放”办法由承领人自绘林场地图界址,出资承领,每领一份执照,只须缴纳几万元押金,便可承领天然森林二百方里,自行雇工采伐。韩安认为局方既无人往森林中实地勘测林界、林况,承领人便可随意扩大伐区范围,肆意滥伐无度,流弊无穷。他虽两次主持局务,但始终未曾签发一份执照,加以抵制。他请调回部后,力陈应予废止这项劣政,果被当政者采纳,使森林资源免遭恶运。

    韩安首创中国铁路造林事业

    北洋政府交通部为谋自筹供应铁路所需枕木、电杆,1918年决定设京汉铁路局造林事务所,商调韩安任所长,并借用农商部英籍林务顾问波尔登协同筹办。经勘定,在河南确山县属黄山坡及信阳县南鸡公山李家寨一带,收购荒山数万亩,开辟苗圃25处,每处面积200亩,选择适宜作枕木、电杆用的树种,大量育苗造林。每路置监督员一人,连同各苗圃的技术员均由农商部派遣。这是中国铁路育苗、造林护路的一项创举,开中国营造护路林之先河,每年造林数百万株。韩安还偕同波尔登前往陇海、津浦、沪宁、京绥各路视察,拟具这些线路的造林计划,报部采择施行。

    韩安协助创办兵工造林

    冯玉祥将军1920年任旅长时驻军信阳,他见到韩安经营的铁路苗圃,苗木茁壮葱茏,路旁林木翠绿挺拔,极为赞赏。与韩安见面交谈中,方知两人既谊属安徽巢县同乡又同庚,而且又同是贫苦出身,同是基督教徒,都目睹过清廷腐败,军阀混战,江山破碎,生灵涂炭的惨景,促使他们成为忧国忧民、向往革命的知音,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韩安向冯玉祥多次陈述森林的重要作用,导致他领导所属部队在鸡公山一带进行植树造林,韩安则提供大量苗木并给予技术指导,又开创了中国近代兵工造林之先河。鸡公山原有稀疏的天然次生林,海拔较高,风为旅居华中的西方人避暑胜地,经历年以来造林抚育以后,林木苍郁繁茂,鸟兽毕集,益成为华中旅游胜境,1988年已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冯玉祥后改任河南省督军,聘请韩安为顾问,参赞实业建设政务。1922年冯任检阅使时,驻军北京南苑,调韩安前往,再次协助该军进行兵工造林活动,林界传为佳话。

    韩安呼吁广植森林预防水患

    1917年夏,冀鲁等省连降暴雨,河水泛滥,京汉、京奉、津浦、京绥诸铁路纷纷告急。全国水利局会同交通部、农商部、京兆尹共商护堤护路措施。作为农商部佥事的韩安,主张营造水源林以护堤保路。经共同研商决定,协同办理北京地区各河流上游营造水源林,并选定密云县北的山谷一段为来年防水造林之起点,另在沿铁路及各河堤广造森林,固堤防坍。韩安后在《农商公报》发表的《造林防水意见》中语重心长地写到:“治河之事,不求根本之方,维听主工者各自为政,不相统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修堤也,塞口也,枝枝节节,岁岁不休,河堤愈高,宣泄无由,故终不免于溃决也。”他阐述水灾消长之原理,列举森林可增加雨水之树冠截量及其蒸发量、入土量,减轻雨水之冲击力,减少流水之挟沙力,延长冰雪溶解之时期。断言只有广植森林,才是预防水患之根本要图。他针对酿成北京水患的5条大河,主张首先对挟沙最多、为患最烈的永定、子牙两河,进行造林防沙治理。他忠告当局:“畿辅乃国家首善之区,防水为民生利害所系,尤宜积极为天下倡。所望当今之执政者,悯洪水泛滥之创痍,定十年树木之至计,毅然提倡,决然施行,将来京畿一带,佳木葱茏,河海清澄,国家人民同臻利福。区区之愚,不胜大愿。”其忧国忧民之心情,溢于言表。

    韩安重视森林调查,支持编纂树木志

    韩安于1916年任农商部林务处会办时,提出“我国树木种类极繁,泰西各国派植物专家前来研究采集者,年不乏人,我国提倡林业,亟宜将诸树木择其要者,辨别种类,审定名实。”他授命林务处调查科科长波尔登,“选择中国造林树种百余种,将其性质、土宜、用途等详加研究,逐一绘图立说,汇集成书。”美国著名植物学家E.H.威尔逊(Wilson)自19世纪末起先后数次来华,在中国西部大规模进行采集植物标本活动,韩安聘请他为植物学顾问。在波尔登及比利时植物学家J.赫尔斯(Hers)协助下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后因林务处裁撤,韩安离开农商部,威尔逊将所采集的标本及其记载携回美国,写成著名的《威尔逊植物志》(其中中国部分3卷),而留在农商部的一份标本,后竟丧失无遗。赫尔斯也写了《陇海沿线树产目录》一书出版,都得力于韩安的积极支持。

    韩安任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期间,多次派员赴秦岭、黄龙山等林区调查森林分布状况,并采集大量树木标本及木材标本。在担任中央林业实验所所长期间,曾先后派员调查大巴山及兴山森林、神农架原始林区、缙云山寺庙林,并通讯调查四川各县主要林木分布情况。1948年5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上,韩安还被推选为该委员会保存组组长。“本所鉴于中国幅员广袤,地跨寒、温、热三带,森林植物种类繁芜,其中有国计民生者甚多,惜无一整个系统之图籍,可供生产利用之依据。本所特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几度磋商,合作编纂《中国森林植物图志》。自本年度(1948年)起,预定10年内全部完成,因应国内林业界之需要,前5年出版主要森林树木,后5年出版次要森林树木,实为我国空前之巨著。现正编印第一卷,包括桦木科及山毛榉科10属,计图136幅,说明150页,明春即可出版。”这是中央林业实验所在1948年1月出版的《林业通讯》上刊登的一则报道。后由于时局变化,原定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仅出版了桦木科卷,但仍可见到韩安的远见卓识。

    韩安中国农、林学会组织的带头人

    中华农学会成立于1917年1月,韩安是最早的会员之一,后多次担任学会组织的某些职务。中华森林会在同年创立时,也得到韩安的赞助。森林会因故停止活动后,林学界又于1928年在南京筹备组织中华林学会,韩安与姚传法、陈嵘等10人均为筹备委员,并于同年8月举行了成立大会。1929年12月在中华林学会二届一次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筹募基金委员会委员。中华林学会于抗战后迁到重庆,第五届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监事、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当时他在成都四川省建设厅任职,同时又被选为中华林学会成都分会理事。1943年他在林学会刊物《林学》上发表《造林与生产教育》论文。1947年11月,韩安等在南京代表中华林学会参加17个农业界各专门学会联合年会筹委会,担任常委,并作为主席团成员自始至终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后农林界这一最盛大的学会活动。这也是他与农、林学会结缘30年来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

    韩安主持创建中央林业实验所

    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决定于1941年夏设置了中央林业实验所,任命韩安为所长,邓叔群、朱惠方先后任副所长。韩安主持创建该所,初建时仅设造林研究、林产利用与调查推广3个组。中央大学梁希教授义务兼任林产利用组主任,所校双方合作进行研究。邓叔群在甘肃岷县设中林所西北工作站,拓荒研究,邓不久辞职,改由傅焕光接任。1945年,中林所在四川省南川县金佛山成立常山种植试验场,繁殖药用植物常山,又先后几次派员前往大巴山、神农架等林区调查采集。抗战胜利后,中林所于1946年迁到南京,几经周折,始由“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租借钟山北麓山地千亩,作为所址;同时接收南京附近的汤山、栖霞山、东流、牛首山、东善桥、龙王山诸林场,作为育苗造林、林业推广实验基地。重庆歌乐山旧所址改建为西南工作站。又将北平的原华北造林署造林会改为该所华北林业试验场,任命江福利为场长。另外还在河南登封设立嵩山示范林场,派徐承镕任场长。中林所的建制亦逐年扩大,由原来的3个组扩大为造林研究、木材工艺、林产制造、水土保持、林业经济、林业推广和森林副产等七个系,分别由程路云、陈桂升(代)、张楚宝、傅焕光(兼)、王战、葛晓东、孙醒东任系主任。傅焕光任副所长。农林部于1945年考选科技人员前往美国实习进修时,该所有傅焕光、张楚宝、陈桂升、杨敬睿、许绍南等膺选先后出国,1947年本所又选送李继书、贺近恪前往澳大利亚实习。1947年1月,中林所开办水土保持训练班,3月下旬结业后,成立了水土保持田间工作队,派任承统、朱莲青、沈梓培分别担任华北、华中、华南3个工作队队长。另派员会同W. S. 祁普乐(Chepil)博士在黄泛区进行调查并筹办防沙林场。韩安还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林业顾问、木材工业组组长、澳洲籍林业专家蓝卓支(G. W. Nunn)多次洽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林业恢复建设问题。1948年春,国民政府行政院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一次性拨款28亿多元(金圆券)给中林所举办工赈造林(当年全所经费每月只有5500万元“金圆券”,只及这项拨款的1/50)。从这年的3月7日起至4月6日止共雇用民工600余人,造林720万多株。这是韩安主持办理的最后一次植树造林活动。中林所曾先后出版过6种研究专刊,13期《林业通讯》。历年来在中林所工作过的科技人员累计有100多人。他们在韩安领导、培养下辛勤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锻炼提高,后来大多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林业科技骨干。

    韩安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

    韩安毕生致力于森林事业凡50年,勤勉不懈,数十年如一日。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以“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奉为座右铭。一贯作风朴实,遵守纪律,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不搞特殊化。他平易近人,用人兼收并容,没有派别偏见。他虽出身于金陵大学前身的汇文书院,但在主管任何单位时,只要学有专长,都容纳器重,发挥其所长,而不论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他曾这样说过:“每一学科有一领导人为之倡,则必有能言能行之士从事研究,于是人材辈出,而事业得以发展”。韩安思想开朗,朝气蓬勃,不因循保守,不消极颓废。他作为冯玉祥将军的知交,早年曾参加过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安徽曾设法营救过被捕的左派同志,但他从不炫耀他自己的光荣历史。他爱好书法,写一手好毛笔字,闲时经常临贴练字,陶冶情操。韩安的英文根基深厚,英语流畅,留学归来虽已隔了30多年,与外国人交谈时,依然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谈谐风趣。

    韩安告老退职以后,不甘心闲寂,潜心从事翻译外文经典书籍。他于1953年3月起开始翻译牛津大学第四版的达尔文著《物种起源》一书,同年12月便译完全书,曾得到钱崇树、乐天宇等人的赞助,将清稿于1954年寄到上海水祥出版社待刊,后因周建人也翻译了此书即将出版,韩安的译文遂未获问世。所译全书除正文14章外,他还将原书第6版中所载的《出版前物种起源思想简史》和增加的第7章《自然选择学说的各种反驳》以及第6版各章增订的段落对照译出,以见达尔文思想变化的梗概。1955年,韩安又翻译赫胥黎著的《达尔文传略》,译文有两万多字(不包括注释),曾由《达尔文主义遗传选种学教研通讯》铅印出版了抽印本。此外,他还与上海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合译过达波古斯原著的关于遗传学与物种起源有关的书。韩安的这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奉献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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